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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厂是哪个厂

2024-09-19来自:本站整理

清江督造船厂。

一、清江督造船厂介绍:

       明朝的清江督造船厂,位于淮安府山阳(今淮安区)、清河(今淮阴区)二县之间的运河沿岸,因濒临淮水,故以“清江”命名。据史料记载,其总厂在今淮安市中心有名的清江闸一带(故址现设有运河博物馆),下设京卫、卫河、中都、直隶四个大厂,共八十个分厂,厂区沿运河绵延伸展,总长达23里,可见其规模之宏大。

二、发展历史

1、 众所周知,明成祖朱棣当政后的一大壮举,是派遣郑和七下西洋。郑和麾下数以百计的大型海船,分别在南京龙江宝船厂及福州长乐建造。朱棣及郑和相继去世后,下西洋行动中止,海船需求量大减,龙江宝船厂业务逐渐萎缩,取代其造船业中心地位的,是专造内河漕船的淮安清江督造船厂。

2、半世纪造船三万艘

       当年造船需要大量木材,船厂本应就地取材,如明太祖洪武年间,供应辽东粮饷仍实行海运,除南京龙江船厂造一部分外,大多数海船由木材主要产地湖北、四川修造。明成祖永乐年间的漕船船厂规划,却放弃“群商四会,百木交集”的长江重要口岸芜湖和仪真(今仪征市),反而选在远离原材料产地的淮安清江,这又是为什么呢?

        原来永乐初年,江南民间征纳的粮饷,都是先经运河集中送到淮安常盈仓(漕粮四大名仓之一),再由“漕军”转运北上。淮安地处大运河与淮水交汇处,南接长江,东近大海,为“江淮之要津,漕渠之喉吻”,对明朝的国家粮食安全至关重要,所以船厂选址有更高层次的战略考虑,木材采办之远近,反成次要因素。

       当然,淮安的漕运造船业中心地位,并非一开始就确立的。永乐年间,明廷分别在淮安及山东运河城市临清兴建清江、卫河两船厂,清江船厂负责制造南京、湖广、江浙等南方地区的内河漕船,卫河船厂负责制造用作海运的遮洋船,以及山东、北直隶等北方地区的内河漕船。后来南北各地争相自行上马造船项目,与清江、卫河二厂竞争,经过近百年风雨辗转,各船厂管理日渐松散,造船质量参差不齐,甚至发生厂家中途拆旧船充数,或卖船卷款而逃的荒唐事。

        直到明嘉靖三年(1524年),经工部尚书上奏建议,决定裁撤临清的卫河船厂管理机构,将其下属的十八个分厂并入清江船厂,与清江原来辖下的京卫、中都、直隶三大厂并列,常年有工匠不下5000人(通常是征劳役,可以纳银代役,由船厂另外雇工),每年造船量增至630多艘,成为明代唯一的国营漕运造船厂。其他地方造船厂,虽仍归属地管理,但计料修造,要受清江督造总厂监管指导。

       永乐朝之后,漕运制度日渐完善稳定,到明英宗天顺年间(1457~1464年),额定天下船数11700余艘(内河漕船为多,遮洋海船约500余艘),“漕军”12万人以上。而当时由清江船厂监制统辖的船只,为6880余艘,接近总额六成。

       据明代《漕船志》记载,弘治三年至嘉靖二十三年(1490~1544年),清江督造船厂每年实造船只数量大体稳定,年均519艘,加上嘉靖初年并入的卫河船厂年均生产113艘,合计年造632艘。换句话说,在半个世纪里,这家超大型“国企”,至少有三万艘船出厂下水。

3、制造业先驱还是先烈?

      接下来一个让人感兴趣的问题是:如此巨大的造船量,能为淮安带来多少“GDP”呢?

      明代漕船又称“浅船”,因行走运河,需吃水较浅,而舱体宽大,载粮才多。船的样式尺寸,逐渐定型,故造价也有规定,大致是每艘官价白银100两到120两之间,其中过半木料耗银,另有油漆、麻、铁、炭等材料费,再加工匠银若干。由此推算,明中叶全盛时期的清江船厂,每年产值大约在七八万两银子左右,弘治至嘉靖年间的半个世纪内,淮安造船业累计产值在300万~360万两银子之间。

       同是明代中叶迅速崛起的扬州盐商巨富,身家动辄数十万两乃至百万两银子(所谓“藏镪百万”也),与之相比,淮安这家国营巨无霸船厂,对地方经济的贡献,乍看之下,并不算多。

       这一方面固然说明,不论是明朝还是今天,制造业挣的都是辛苦钱,很难跟依靠垄断政策暴富的行业(如当时的盐商,或今日之“油老虎”)较量;同时也不能忘了,清江船厂是在专制王朝的“计划经济”制度下,按政府“统购统销”要求造船,根本没有市场概念和盈利空间。

       不过,数千名造船能工巧匠的长期聚集,大量造船物料的采办运送,加上管理一家大型联合企业所需要的复杂制度安排,使得经济本已极为繁荣的淮安,比起以垄断淮盐市场致富却缺少实业支撑的扬州,某种程度上又胜一筹了。

清朝前期,沿用明制,漕运依然是国脉之所系,清江船厂的生产规模和行业地位一如既往,每年仍需造漕船560艘及遮洋海船50艘左右,只是管理制度上有所调整。

       随着时间推移,漕运环境发生了变化。如顺治初年至康熙年间(1644~1722年),全国漕船数为14500艘上下,雍正四年(1726年)减少到约6400艘,此后直到咸丰元年(1851年),都维持在此数量上。漕船需求量减少之外,黄淮又经常泛滥,阻断漕路,令造船物料不能按时送达,加之船政弊端丛生,清江造船厂逐步遭到裁撤。

       史料记载,乾隆六下江南经过淮河时,所乘坐的“龙船”经常停泊在清江船厂属下的直隶厂码头,可见“龙恩”之眷顾。但是,这已挡不住一位叱咤中国造船业近四百年的“巨人”黯然退场的脚步了。

清江督造船厂大事记:

明洪武七年(1374),朝廷在山阳县河下镇北乌沙河口至韩城一线,以宋代遗下造船厂旧址,扩建河下、盛祥、清口、福兴四个造船厂。

明洪武十三年(1380),造船员工最多达一万多人,由工部派出机构河下提举司督理。

明洪武二十一年(1388),河下、盛祥、清口、福兴四个主船厂和八个分厂全部建成,造船员工最多时15000余人,山阳河下船厂规模产量在全国三大船厂中名列第二,介于南京龙江船厂、苏州太仓船厂之间。

明洪武二十五年(1392),南京工部都水司,委托驻山阳漕运总督府所辖四个造船厂,建造沙船400只,以出远洋。漕运总督府派出胡宗宪、郑法增、邵玉昉等官员负责监造沙船。

明永乐年间(1403—1424),大运河全线重新通航后,需大量内河漕船,清江浦成为全国最大的漕船制造中心,从而使清江浦出现历时近400年造船业繁荣盛况,淮安成为全国最大的内河漕船生产基地。

明永乐七年(1409 ),朝廷在淮安、临清肇建清江、卫河二厂,督造运船,当时造船大约“造于清江者视卫河多十之七”。

明永乐九年(1411),清江督造船厂总厂在清江闸一带,下设京卫、卫河、中都、直隶四个大厂,共八十个分厂,厂区沿运河绵延伸展,总长达23里。

明永乐十三年(1415年),陈瑄开凿清江浦,朝廷命平江伯陈瑄造平底浅船三千艘,“以从河运,岁运三百余万石”。两年间,造船数目达5000只。清江船厂则由清江提举司综理,设置督理清江船厂官员时,设置工部厂、工部分司。

明正统元年 (1436 ),南京三十五卫所、浙江等都司、中都留守司、南直隶卫所运船,俱在淮安清江浦修改。

明景泰年间,淮安设抽分厂,向经过商民船只抽取竹木、铁、油等,折银以备造漕船。

嘉靖元年(1522),张絅任工部都水司主事,司清江船厂。

嘉靖三年(1524),裁撤山东临清卫河造船厂,卫河总运船俱归清江造船厂团造,清江船厂成为全国最大船厂。

嘉靖九年(1530)邵经济任工部都水司主事,司清江船厂。督理船厂后,兴扩建清江造船总厂,并以漕运衙门各卫指挥贤能者,俱以本等职衔分理造船事务。

嘉靖二十二年(1543)朱家相任工部都水司主事,主政清江督造船厂。

嘉靖二十八年(1549),西洋传教士在马六甲附近发现一只三四百吨重中国式沙船,三桅船头刻有标志:“山阳福兴船厂造”。

明成化五年(1469),屠勋为工部都水司主事,司清江浦。

万历四十年(1612),漕运总督陈荐建议设立东河、西河两船政厅,由这两个船政厅管理全部船厂事务。东河船政厅由淮安府同知负责,西河厅则由扬州府同知负责。(《国榷》卷82记此事在万历四十一年3月乙酉) 东河厅管理南京、山东二总厂,西河厅管理凤阳、直隶二总厂。这两个船政厅都设在清江浦。

明天启年间,周一龙为工部主事,司清江浦船厂。

清朝在清江仍设有四大船厂,由东到西为江宁厂(明京卫厂)、山东厂(明卫河厂)、凤阳厂(明中都厂)、直隶厂(顺治二年改称江南厂)。江宁、山东二厂又称东河厂或下厂,由淮安府同知督造,称东河船政同知;凤阳、直隶二厂又称西河厂或上厂,由扬州府同知督造,称西河船政同知。

清沿袭明代旧制,清江督造船厂每年完成560艘内河漕船和50艘遮洋海船制造任务。

黄淮泛滥,阻隔漕路,造船物料无法运达,船政弊端丛生,清江船厂遂萎缩。

康熙九年(1670),该厂归并淮关后即废止。

雍正二年(1724),清政府彻底关闭清江督造船厂,终止了近300年官办造船业。

清江督造船厂船坞码头依然使用,乾隆皇帝每次南巡过淮时,御驾龙舟驻泊在清江船厂(直隶厂)云薹码头。

咸丰十年(1860),裁撤南河总督,漕运总督从淮安府城移驻原南河总督署清江浦。

光绪二十七年(1901),清廷颁布停漕改折命令,保留每年从上海海运漕粮一百万石至天津,再改由铁路火车运到北京。

光绪三十年(1904)河运全停,裁撤“总漕部院衙门”和漕运总督。

光绪三十一年(1905)初,漕运已停,裁撤漕运总督下各省粮道等官,改置江淮巡抚,驻扎清江浦,同年亦裁撤。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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